尼泊尔年轻人
作者：秦文纲
刚从尼泊尔回来，把几张在那里拍摄的尼泊尔年轻人的肖像传来凑个热闹，论文就没时间写了。我最喜欢的肖像摄影大师是理查德.阿维登。
War Models 战争模型
编译：Nan
战争模型是一组在最近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飞机模型部件组的照片。
在伊拉克战争中应用了四十类的机型 。包括30类的飞机，有战斗机，运输机，空中加油机，侦查机；8类的直升机和2种无人驾驶航空飞机（UAV），其中一个装备有导弹，另一个装备有照相机。
40种型号的飞机中有21类被按照1：50的比例制作成微缩玩具，它们将AV-8型亚音速垂直起落式战斗机的尺寸缩小到一个典型的旧金山house lot可放下两架此型的飞机，而一个足球场能容下两架B-52同温室堡垒战略轰炸机。
这些关于儿童玩具的图像触及到美国人对于权利力量象征的强烈兴趣，同时也在剖析其与实际飞机的破坏力量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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徕卡崇拜（五）——完
翻译：Revol Drib
即使是徕卡这样狂热于影像之美的公司，也不得不面临着现实的冲击。在04-05财年，徕卡公司公布损失接近两千万欧元(约合两千六百万美元)，银行也在2005年调低了徕卡公司的信用额度；简单地说，徕卡正在面临倒闭的危机。但是事情随后出现了转机。新的首席执行官，加州人Steven K. Lee凭借其温和的态度与过人的才干，引导了一系列的变革来适应着行业的新变化。依据07年六月二十日的一份报道显示，过去的一年，公司已经渐渐重回盈利状态，这主要归功于新的数码旁轴相机M8。M8的诞生一直伴随诸多争议，特别是不断的有买家指出其在一定条件下拍摄的照片其中的黑色会变成深紫色。如果你要在吸血鬼德拉柯拉伯爵的城堡里给他拍摄一张肖像，或者是拍摄健力士黑啤的商业照片，那么这确实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一切都要怪罪于感光器设计上的一个瑕疵。另外对于新机器的一个主要怨言还在其对焦精度上，而这一直是之前徕卡能傲立群雄的凭借所在。一位知名摄影师和我谈起这台机器的时候称其“不可用”，有时候恨不得把它砸到墙上。不过徕卡公司做出了回应：召回了这些相机，Lee为此签署了四千多封道歉信，危机才就此平复。不过M8依然需要在每支镜头前面加上一片滤镜来矫正视野，下一次或许徕卡会做得更好。当我问起Lee，M8的下一代机身M9是否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笑而不答。
作为一个老牌的徕卡迷，Lee自然知道哪些问题对于这家公司是得失攸关的。谈到使用徕卡相机和其它那些普通相机厂牌产品的区别，Lee回答道：“前者就像是开一辆摩根的四驱老爷车徜徉在乡村小道上，而其它的选择则类似于驾驶一辆梅塞德斯奔驰以一百码的速度驰骋。”问题在于，无论是对摄影师或者是驾驶者而言，在这样一个年代速度都是一件更为关键的判断标准。任何那些会被那些最新的跑车甩在后面的东西，任何东西，即使是加以华美的光环，也依旧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二手徕卡相机造就了一个让人惊叹的产业，有俱乐部和论坛会热衷于去讨论1933年的皮手带这样的问题。收藏家们把徕卡买回来放在家里，然后再也不从盒子里拿出来；有人细心的收集徕卡为德国海军特别设计的型号。拉尔夫•吉布森有一次去参加美国徕卡历史协会的聚会，在会上他听取了一位退休海军潜艇部队将军关于徕卡镜头盖上序列号勘误的论文。“徕卡蜜”，吉布森认为这些人对于徕卡的瘾就如同吃蜂蜜的维尼熊一样。这样一些人与徕卡相机本身的稳固可靠一起成为了徕卡迷人的不灭神话一部分。不过这也造成一个可笑的实际情况，状态良好的二手相机减慢了新机型的销售：如果只需要四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拥有一台M3，并且取得很好的成像，那么谁还去需要M8呢？不过经济方程往往是怪异的：“我相信我们每从市场上挣到一个子儿，他们就会从市场上翻四倍的赚过来”，Lee这么说道。
当我第一眼看到爱德华•韦斯顿为亨利•方达拍摄的肖像，我就开始想要拥有一台自己的徕卡。照片里的亨利•方达优雅的望着远方的天际，手上夹着一支雪茄，一台徕卡放在他灯芯绒的夹克上。我也曾经用过很多备受推崇的相机，尽管他们多是二手相机，而且都超过了135幅面，这些包括一台勃朗尼卡，一台玛米亚7，以及著名的腰平取景禄来双反相机。（“如果上帝在造人时考虑过我们会用中画幅拍摄，那不如让我们的眼睛长在腰上”，布列松常常这样嘲讽。）不过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徕卡。不过现在我拥有了一台，D-Lux 3，一台精美的小数码。它的镜头不错，不过外面的皮套给它带来的装饰意味使我更觉得自己像是旅行家赫尔穆特•西蒙，穿着长统袜和装饰着羽毛的深绿色帽子游荡在黑森林中，而并非优雅的亨利•方达。毕竟，这只是一台D-Lux 3，而不是一台M8。首先，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旁轴取景器，另外它的价格也不到六百美元——这是我预算的上线，还远远够不上买一台M系列相机的边。所以为了看看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我从一个徕卡的经销商手中借了一台M8以及一个标头，然后试着拍摄了四个小时。
如果你能够克服那种脖子上晃荡着七千美元的眩晕感，那么一个与M8一起散步的下午带来的快感将是致命的。如果你是一位需要拍摄远距离运动状态的体育记者，或者是想要完整拍摄小甜甜从夜店中荡出的狗仔队，那么这台相机必定不是你称手的选择，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那些寻常的生活而言，它真的很合用。这不仅仅是流畅的使用体验和钻石切刀般锐利的镜头的问题。这是那种一如既往的徕卡感，那种在事件当下捕捉世界的欲望，这是这台相机能够带给你的。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暗房氤氲红色光线下一张一张失败的照片是我对于摄影最初的体验，不断的期望与失望的循环。而现在，当一台M8在手，这种恐惧即被快感所代替。突然间我经过一家书店，想要拍摄一张试试，我对焦在了两个站在书店内的翻阅者身上，在他们身前长长的书架尽头，有一块写着“收藏”的标牌。突然一个苍白的面孔闯入取景器的线框，我兴奋的按下了快门，倾听金属帘幕亲吻的声音。
我在液晶屏上检视着拍摄结果，那张闯入的脸孔来自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的突然出现无疑完全吻合尽头的那块标牌，白色的头发，若隐若现的眼镜。尽管这不是一张好照片，看上去至多像一张《捉鬼敢死队》的剧照，但是却比我以往拍摄的任何一张照片都更为有趣及鲜活，而且只能用徕卡我才能获得这样的影像（而且只是一台M系徕卡，D-Lux 3的快门与对焦延时，会让我错过这样的拍摄机会。）所以人们所说是有道理的：买下它，事件就在眼前。我记起布列松在谈起他由绘画转向摄影时曾经说的：“我内心的冒险天性在呼唤，渴求一种比画笔更快捷的工具，去记录这个世界的创伤。”这是这种呼唤，让布列松与徕卡迷们联系在一起，让奥斯卡•巴纳克和M8的诞生联系在一起，让发生在俄国的大革命和在美国影棚中的拍摄的人体联系在一起：那种单纯而永恒的记录世界的渴望。
《徕卡崇拜》（四）
翻译:fivestone
最近我发现一张Winogrand用过的M4的图片。很多擦伤，过片扳手明显磨损，你需要拍很多很多照片才能把莱卡用成那样。然而和 Bruce Davidson的M2相比，这架M4已经算很好了。那个美国摄影师在民权运动中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他的 M2表皮脱落，坑坑洼洼像树皮一样，原始得让我想起另一台在Solms莱卡工厂里的陈列品：1937 年新泽西Hindenburg（齐柏林飞艇）爆炸，那台莱卡正在其中。强烈的高温终于（仅仅）使镜头前端融化。现在你明白了，莱卡工程师们将产品设计到极致。它能够陪你到北极旅行。如果你真要把你的宝贝相机用废掉的话，你需要一架爆炸的飞艇。
拿起一台Leica M，两件事显而易见。首先是密度：相机整洁地握在手上，没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拍上一整天，相机不断地举到眼前，让你的手腕隐隐酸痛。其次，（机顶上）没有大块疙瘩：大多数高级相机都是单反，机顶上有大坨棱镜。光线进入镜头，由倾斜的镜面向上反射进棱镜，像打壁球一样在棱镜中弹来弹去，最终进入取景器。你能真正看到镜头所看到的，并以此来对焦。但这种有趣的状态并不是始终存在的。当你按下快门，镜面向上跳起，避开光路，景物无阻碍地到达相机后背，在快门打开的时间里，烧蚀胶片乳剂，或在数字传感器上成像。镜面跳起的时候也切断了通往棱镜的光路，这意味着，按下快门的瞬间，你的视野被关闭，取景框一片漆黑。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问题：须臾之后，镜面回落，美景重现；但对一些摄影者来说则是痛苦。单反剥夺了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持续观看被摄体，每时每刻，”像在视觉上做爱”，Ralph Gibson如是说。这正是 Leica M的亮点。莱卡没有疙瘩，它在整块黄铜上构建扁平机顶。它没有棱镜，通过镜头上方的测距仪对焦。它没有内部镜面，因此也没有镜面跳动时的咣咣声。用单反拍照时有一种独特的声音。叮棱哐啷。好吧我承认Nikon FE 的声音已经很轻了，但每次按快门还是总让我想起奶牛踢奶桶。而对于莱卡，你能听到的只有快门声，相机中最宁静的声音。这大概是造成莱卡崇拜的原因中最迷人的一点：拍照的声音，像一个吻。
这种微妙的情调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我们对莱卡的看法—-这未必是件好事。印象中莱卡的测距仪仿佛专为黑白摄影定制，却有William Eggleston 在作品中露骨地使用彩色，通过莱卡，用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身边的美国，如David Lynch的电影一般，强烈而耀眼。还有，莱卡的大口径镜头通常被认为更适合自然光而排斥闪光灯，而Lee Friedlander 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拍摄一系列直面闪光的裸体，在放肆中显现温和与高贵。最后，莱卡，不管它是什么，首先是一台35毫米胶片照相机。 Barnack（Oskar Barnack，莱卡设计者）把Leica I装上胶卷，从而确立了这个牌子的使命：确保胶片感光这一化学事件尽可能顺利进行。记下这个场景： 2006年秋天，科隆，两年一届的Photokina世界摄影器材展上，莱卡发表声明，我们被告知M8 的存在。Leica M开始玩数码了，就像Dylan要玩电琴（Bob Dylan ，民谣巨星，当年改玩电吉他让歌迷极郁闷）。
某种程度上，这注定要发生。我们的生活向着数字化方向奔腾。我的全部童年被浓缩进几本影集。那些精彩，无论成就还是困窘，只留下不到一打照片，已然褪色，边缘卷曲。而今，我们的孩子们一次春游就能带回上百张图片，收藏于记忆卡中：他们的回忆会因此而增强，或是冲淡？我们的经历将因为便于回放而愈加丰富，又或者各自的历史将在记忆卡中被湮没乃至腐烂？尽管 Garry Winogrand关注拍照本身远重于印像效果，但他至少能松口气了，把上千张照片存在硬盘上比拯救那些脆弱的胶卷要轻松许多。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胶片会萎缩到某个角落，只被那些专业人士，以及顽固、怀旧的完美主义者所青睐。尼康现在提供22 款数码相机，尽管在其网站上承诺”各种各样的（胶片）单反相机”，但实际只有两款。
纽约客文章《徕卡崇拜》（三）
翻译：antonis
M3拥有一台相机应有的所有功能，但以当下的标准，它实际上又什么都没有。你得手动对焦，当然，也没有什么部件能帮你测光；你可以拿着手持测光表，或者在相机顶部安装一个笨拙的测光表，再者，如果足够酷，你可以估计曝光值。卡蒂埃-布勒松很酷，马丁•弗兰克更酷。她告诉我：“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很了解自己所使用的光线。”她一直使用M3，“我从没用过如此完美的相机，它是这么的称手。”即便对于那些对卡蒂埃-布勒松一无所知的人，那些认为1954年遥远如庞培城一般的人来说，M3依然占据着某种地位：当eBay和Stuff杂志在英国提名“有史以来最棒的玩意儿”时，Game Boy排名第五，Sony随身听排名第三，iPod排名第二。第一名留给了甚至连电池都不用的老相机M3。自从1958年就拥有M3的英国女王如果也订阅Stuff杂志的话，她一定会赞成这个结果的。英国女王的高贵与她的Leica相机联系紧密，她手握Leica相机准备拍照的形象曾出现在邮票上。
称M3为“玩意儿”决没有不敬的意思。它的美感来自于其对繁复设计的摒弃。正如任何一个包豪斯流派的设计师所言：功能决定形式。M系列相机是Leica公司的支柱产品；我们现在迎来了M8（它初看起来与M3几乎没有差别），除了个别的例外，这个系列的每一款相机都是经典之作。20世纪90年代升为马格南图片机构经理的理查德•卡尔瓦依然记得一名Leica相机爱好者说过的话：“我知道自己用的是最好的相机，没必要再去思考有关摄影器材的问题了。”卡尔瓦买了一台M4相机并且再没换过。他说：“这台相机已经几乎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拉尔夫•吉布森对周遭事物的线条和纹理倾注了持久的热情，1961年他买了自己的第一台Leica相机M2（奇怪的是，M2是在M3之后面市的）。吉布森买这台M2花了300美元，相当于他3周的薪水，这在当时不是笔小数，但他毫不后悔。“摄影史上用Leica相机和50mm镜头拍出的伟大作品比用任何其它相机拍出的作品数量都多。”吉布森对我说。他建议初用Leica相机的人只用50mm标准镜头拍摄两到三年，使自己能适应Leica的拍摄方式：“你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能应用到其它所有焦段。”
有人可能会说，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即便不是取代，也已填补了欧洲作为Leica精神家园的地位——柯特兹和卡蒂埃-布勒松拍摄的巴黎正是欧洲这种地位的象征。俄罗斯人对硬朗外形的热爱降低了相机的携带性（你试试用一台金属相机弄弯窗框）；法国人完善了报道的艺术；美国人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用Leica相机——从M3到M4以及后来内置测光表并在机身前方有圆形红色Leica标志的M6——并让世人大吃一惊。李•弗里德兰德于1963年在纽约拍摄了一名男孩，他根本没考虑在拍照时将相机降低到男孩的视平线，因此站在他旁边的这名男孩只被拍了一半。（所有的孩子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被弗里德兰德像那样拍摄。）在弗里德兰德的照片里，男人和女人反射在店面橱窗上，或者被街头标志弄的晦暗不清；他的很多照片似乎都徘徊在错误的边缘。“拿着这样一台相机”，弗里德兰德这样评论Leica，“你不会觉得自己在像大师一样拍照。能够探究这个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弗里德兰德在1969年拍摄了一幅作品，画面中是无尽的蓝天点缀着白云，还有他带着浅笑的妻子玛丽亚。这幅作品呈现了我们透过车窗所能看到的，以及反射在车窗上的景观，将蕴含着丰富感情的风景全部浓缩在了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
在弗里德兰德之前是生于瑞士的罗伯特•弗兰克，一个从山地国家来到美国的人，他将美国视为一个无聊而具有悲剧性的平原。《美国人》（1958）记录了他与Leica相机一起的旅行，它阴沉、黑暗而粗砺，容纳了人们源于自身命运的特征。从没有一名艺术家如此细致地研究过人的空间，从拖把到吹风机都因为他的镜头而不朽；杰克•克鲁亚克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他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盛赞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为孤独的一张照片，女人们从没见过的小便池，在悲伤来世继续存在着的鞋油。”接下来是加里•维诺格兰德，一个还远未被我们所完全了解的摄影师。弗兰克的83张照片可能是从500卷胶卷中选出来的，但56岁的维诺格兰德于1984年去世时，他留下了超过2500卷还未冲洗的胶卷。维诺格兰德一直倾斜着使用Leica相机，制造那些失去平衡感的照片，并以此寻找一种新的动感。他用纪录片的直率和幽默的智慧延续了弗兰克的风格。维诺格兰德于1969年在洛杉矶拍摄了一张残疾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本应当只包含了悲怅或在政治上对一个冷漠社会的愤怒，但他没有停止对滑稽荒诞的美国社会的追索；这就是为何我们没有只看到轮椅和乞讨碗，还看到了三个穿短裙的女孩漫步于光影之间，以及画面右边的肥胖主妇所表现出的来自于另一个年龄段的麻木不仁。
自然而然的诗意–Zosia Zija的环境肖像摄影
作者:李冰
Zosia Zija是我很喜欢的肖像摄影师，尤其是她的环境肖像作品。说到环境肖像，我一直认为是种非常能让人投入进去的拍摄形式：从哪个角度切入被摄体的身份和性格，自己对拍摄对象的理解或想象，以及把更多的小想法如何以一种从容而睿智的方式安排进画面。无不是检验着摄影师的影像修辞素养和对生活的玩味程度。
Zija的肖像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她没有刻意地去展现什么，收集什么，或存档式地抽象出被摄体这个身份样本。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They are Storys Which isuntold. 。那些出现在镜头前的人，陌生却非疏离，有时沉默却绝非彼此隔绝。当我们以一个观看者的身份真正介入影象的理由，全然是因为一种亲切或自然而然的诗意的吸引， 还需要什么所谓思想含义的过份造句呢。像由心生，作品背后是摄
影师本人气质上的精致与从容，和被摄体朴素直白的生活气息。以目前的自己来说，对于一幅好的环境肖像作品的大部分想象，都与Zosia Zijia这个40出头的波兰女摄影师的作品一一吻合了。
其他我喜欢的肖像摄影师有：Diane Arbus，Joel Peter Witkin，Sally Mann ，Erwin Olaf，Ronarld Dick还有时晓凡，我00年上学那会开始关注他的，时晓凡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业摄影师了，但他的个人作品一直以来都同样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