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悦
《图像证史》这本书我看得很快，完全是好奇使然。书的作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剑桥大学文化史荣誉教授。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学家，图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他进行历史研究的参考？或者说，图像能否成为历史学家展开研究的证据？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答案。

彼得·伯克在书的前言中指出了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对图像证史能力的忽视，他们对图像的功能的挖掘，可能仅仅限于将之视为自己著作的插图，而“不愿意处理从图像中探测到的更深层次的经验”。这个“不愿意”或许根源在于他们的读图能力，英国学者拉斐尔·赛缪尔（Raphael Samuel）曾经把和自己同一代的史学家称作是“视觉文盲”。这让我想起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他在《观看之道》这本书中，第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观看先于语言。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看”可以说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第一手段，但耐人寻味的是，我们花费精力最多的地方是学习语言和文字，而视觉的认知和表达却被认为是天生的。

学界对“看”的忽视，到了八十年代拐了个弯儿，因为伴随着电视涌入人们的客厅、卧室、餐厅，整个社会都被视觉形象所包围。W.J.T.米歇尔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图像转向”，因此现代的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也出现了图像转向的趋势。米歇尔所提出的“图像转向”的观念，其实质就是要将图像也看作一种经过编码的信息来展开研究。现代人要从图像中突围，就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图像的特质。视觉传播研究学者文德特（Wendt）就曾指出：“图像的意义不在于图像本身，而是解读图像的人。”美国小说家威廉姆·萨洛扬（William Saroyan）也说过相同的话“都说一图胜千言，但关键在于观看者是否能够读出这所谓的‘千言’”。

于是，史学家们试图从图像中读出更多的故事。伯克在他的书里列举了不少将图像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史学家，美国学者在1985年曾专门举办了一次名为“艺术的证据”的学术会议，会议代表西蒙·莎玛（Simon Schama）随后的著作都是用视觉形象为证据而展开。
但是，当史学家试图以图像为立足点，出现了另外一个尴尬，考证历史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图像可靠吗？需要说明的是，“图像”在本书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画像、雕塑、照片、电影电视画面、甚至建筑等所有的可视艺术品。在这些图像中，即使是写实主义的画像，其中也有着作者的观点；至于摄影，作者在“肖像，镜像还是符号”这一节中指出：“它所记录的并不是社会现实，而是对社会的想象，不是普通的生活，而是特殊的表演。”

图像一直以来都肩负着宗教、美学和政治的功能，大多数时候，它们的诞生并非为历史学家留存证据，因此可以说，大多数图像都是“不可信”的，即使照片也是一样。而伯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又没有放弃对图像证史的努力，比如，在他看来，如果说图像中蕴含着太多制图者自身的主观意志，那么“对于那些对希望、价值和心态变化的历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提供了无价的价值”。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一面在否定图像，一面又在另外一个角度建立起新的对图像的认知。作者提倡一种类似“侦探”似的对图像的考证方法，从整体入手，从细节入手展开考察。书中有一个例子，

摄影师奥古斯托·斯塔尔在1865年前后在里约热内卢拍摄过一张街景照片，画面里一个男人头戴礼帽却光着脚。伯克认为这其实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状，草帽很便宜，皮鞋却相当贵，巴西人买鞋子是用作社会身份的象征，其实并不穿，上街的时候捧在手里。不过，伯克之所以相信这张照片里反映的现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画面里的人处于一个很小的角落，摄影师本意不是拍他们，也无暇去做任何摆布，因此这照片里的事实而可以成为证据。

作者还对一些研究图像的方法予以介绍，比如图像志、符号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接受理论等。其中他重点介绍了以潘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图像志和图像学研究（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潘诺夫斯基把图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初级或者自然的主题（primary or natural）;第二，中级或惯例主题（secondary or conventional）；第三，内在意义或内容（intrinsic meaning or content）。三个等级是对图像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潘诺夫斯基认为第一层次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理解，而图像志的分析方法是从中级开始的，是对画面中的象征意义等进行分析，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揭示出图像的本质意义。这种抽丝剥茧的方法是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图像学研究者要利用来自不同领域比如宗教、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图像置于一个社会图景中进行研究。 但是，对潘诺夫斯基的这种分析方法也存在不少质疑，比如这种方法有些过于感性，并且忽略了图像的多样性等等。

似乎没有一种所谓完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图像，它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让不少学者声称，“视觉形象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但是本书作者始终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有一双贪婪的眼睛，因为图像在细节中会泄露不少秘密，要把图像放在各种脉络中，比如文字、社会背景、作者的创作目的等展开分析，关键不在于纠缠图像的可信度，而是要关注可信的程度或者从不同目标关注其可信度——这个结论让我豁然开朗。

刊载于2008年第8期 中国摄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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